《家》的读后感600字


 发布时间:2020-09-18 19:36:39

宋代社会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门阀势力的完全消失。在宋代的名臣和著名文人中,像欧阳修、梅尧臣、苏氏父子、黄庭坚等等,都是出身于寒微的家庭。而像唐代还存在的诸如一个家族中数十人中进士乃至居高官的情况,在宋代根本就找不到。可以说,宋代已经不存在一个与君权相抗衡的特殊社会阶层。与此相关的是宋代科举制度的完备。唐代的科举并不完全是(甚至并不主要是)依据考试成绩来取舍的,家庭的背景,个人的声誉,同权势人物的关系,都直接影响着科举中的成败。而宋代科举由于实行了弥封制度,不管考官的眼光是慧是愚,除考试之外的因素毕竟要少得多了。

同时,宋代的科举规模扩大了,朝廷因此大量增设了官职,科举比前代更有效地成为国家笼络知识阶层的手段;进士及第最后由皇帝亲自主持 “殿试”考选,显示了君权所具有的绝对权威;仕途出身集中于科举一条路。凡此种种,从积极方面来看,是实现了政治权力对平民阶层的广泛开放,一个人,不管其门第、乡里、贫富如何,都可能“学而优则仕”,这使宋代社会具有前代所没有的平等程度。再说,宋代士大夫的生活环境也相对宽松。据说宋太祖打了天下,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宋太宗也曾说文臣弊病多如鼠洞堵塞不尽,不必过分追究。

宋代士人好发牢骚,好议论天下大事、道德人心,甚至还好聚众示威,就连当朝大臣也好结朋党闹意气、党同伐异,但大不了免去官职当个道观提举或流放僻远地方当个闲官,最厉害的也只是下大牢蹲监狱。而且士大夫生活待遇颇为优渥舒适。长久以来,“寒士”们的人生向往,在宋代有了更大的得到实现的可能。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上述特点也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对于国家政权的依赖性。宋代文人几乎只有经过科举获得官位,并由此获得社会承认和优越的物质生活。因此,像唐代文人那样广泛的社会活动,多姿多彩、五花八门的生存方式在宋代渐渐消失了。

用最明显的例子来说,宋代著名文学家的生活经历,比起唐代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人,都要简单得多。另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宋代文人的思想也受到很大程度的束缚。宋代君主有一套笼络与挟制知识阶层的方法,又很懂得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赵匡胤和赵匡义都好读书,虽凭借武力以兵变得天下,却深知“以文德致治”之理,因而对文人既倚重又控制。倚重是为了借助文官制度防止武人拥兵割据,控制是为了使意识形态形成统一格局以稳定人心,最终都是为了达到强化君权的目的。所以,看起来宋代君主一再强调“文治”,实际上骨子里对文人并不怎么瞧得起。

他们至多不过是把文人看作是装配有效的国家机器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决定文人一生前途的科举考试,其内容自真宗以后由诗赋、策论转变为集中于儒学,立论必须依据儒家经典,诸子书不合儒学的都不许采用。到仁宗以后,进一步在各州县建立学校讲授儒学,作为培养士子的基地,更深化了官方思想对读书人精神生活的控制。思想的束缚不仅来自外部,而且也来自宋代文人士大夫自觉的努力。正因为宋代是一个君权高度集中强化的专制社会,文人出路狭窄,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极为密切,宋代文人大都只能在忠于君主、报效国家的位置上确定自我的角色。

从历史上看,自中唐以来,就相当多的人认为,国家的兴亡,中国文化传统的命脉,都系于儒学所要求的伦理纲常的盛衰;而道德的重建与道德的延续,关键在于一个“内转”,即儒家那套伦理纲常、行为规范仅仅形之于外在的礼仪已经不够了,应当把它作为一种内在心灵中对道德的自觉。这种认识在宋代特殊的环境中得到发展和实践。宋代理学,无论是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还是陆九渊,大体都是走的这一路向。在“内转”思想氛围中,文人自觉地收敛了放荡狂傲、任情任性的习性,变得老练深沉、正经规矩,至多也就是像苏东坡那样,借几分滑稽、几分旷达,来逃脱来自社会也来自自身的压抑。

宋代历史的另外一些特点,也从客观上强化了宋代士大夫对于国家政权的自觉依附。由于历年来的内忧外患不断加剧的缘故,宋代有责任感的文人士大夫一直呼吁变革。范仲淹、王安石甚至也包括苏轼、司马光,无论他们政治上采取什么态度、经济上主张什么措施,实际上都是为了振兴国运,以文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来影响当权者,激励老百姓。而每当外患严重、民族存亡处于危急关头的时刻,士大夫更不能不把对政治、对道德节操的关注放在最高地位。总结以上所述,来归纳宋代文人的一般特点,大体可以这样说:他们逆境重理智而轻感情;比较注重个人对国家对社会的政治责任与道德义务,而抑制个性的自由发展、自由表露。

因而,宋代文人比起唐代文人来,思想也许更成熟深沉,情感也许更含蓄复杂,但明显缺乏唐代文人那种豪气干云、才华横溢,那种天真直率、舒卷自如,那种浮华怪诞、异想天开等种种性格特点。宋代是中国文发展的又一高峰。表现之一是各种文体都十分繁荣;二是文学批评的自觉、发达;三是出现了大量优秀的作家;四是作品的数量惊人。宋代文学基本上是沿着中唐以来的方向发展起来的。散文方面,韩愈等人发起的古文运动在唐末五代一度衰颓之后,得到宋代作家的热烈响应,他们更为紧密地把道统与文统结合起来,使得宋代的古文真正成为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而又切合实用的文体;诗歌方面,作家注重反映社会现实,题材、风格趋于通俗化,最终形成了与唐诗迥异其趣的宋诗;词,在宋代达到了颠峰状态;通俗文学在宋代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最终形成了以话本、诸宫调、杂剧、南戏等样式为代表的通俗叙事文学,从而改变了我国古代文学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重视正统诗文、轻视通俗文学的局面,并为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宋代文学作品的数量远远超过唐代。《中国丛书综录》所著录的唐人别集有278种,而宋人别集则近600家;唐诗之存世者凡2200多人,诗48900余首,加上各种补遗,最多不过50000余首,而宋诗之存世者,据厉鹗的《宋诗纪事》计有3800多家,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又增加3000余家,共计为6800多家,存诗总数估计在15万到20万首以上。为唐诗总数的三、四辈之多。《全唐文》收录唐五代作家3千余人的18000多篇文章,而刚出版不久的《全宋文》收入全宋1万余名作家的10万余篇文章,是唐文的五倍之多。

《全唐诗》附录的《唐五代词》仅68家,370多首词,而《全宋词》收录宋代1330多家词人的近2万首词,是唐五代词的50倍。宋代文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具有众多的社会、政治、文化原因。首先,是宋代实行崇文抑武的国策。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历代皇帝对军事将领都深加忌防,并多用儒臣治军,把军权牢牢抓在自己的手里。与此同时,宋代重用文臣,不但宰相须用读书人,而且主兵的枢密使等职也多由文臣担任。文人由科举而进入仕途,他们成为宋代官僚阶层的主要成分。宋成为一个以成熟的文官制度为基础、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王朝,这是过去的历史上所未曾有的。

宋代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非常高涨,他们以国家栋梁自居,意气风发地发表政见,表现出特有的精神风貌。其次,宋代文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门阀制度完全消失,大批出身寒门的文人通过科举走入仕途,他们的生活环境也相当宽松,生活待遇颇为优渥舒适,长期以来“寒士”的社会理想可以说在宋代得到了实现。另一方面,上述特点也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对国家政权的依赖性,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道路除了科举之外越发狭窄。与此相联系的是,文人士大夫的思想也受到很大的束缚,宋代君主对文人既倚重又控制,倚重他们是为了建立文官制度来防止武将拥兵割据,控制他们是为了使意识态形成统一格局以稳定人心,达到强化君权的最终目的。

虽然理学在宋代并没有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甚至并没有得到朝廷的承认,但不少宋代士大夫热衷于讲道论学,具有比较自觉的卫道意识,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传统的“文以载道” 思想直到宋代才真正得到高度的重视,不少宋代士大夫将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放在审美愉悦功能之上,宋代文学作品,尤其是被视为正统文学样式的诗文,反映社会、干预政治始终是最重要的主题,描写民瘼、抨击时弊成为整个文坛的创作倾向,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刚健的骨力,诗文的说教意味明显的比唐人强烈。

文人们自觉地收敛了放荡狂傲、任情任性的习性,变得老练深沉、正经规矩。因此,宋代文人比较重理智而轻感情;比较注重个人对国家、社会的政治责任和道德义务而抑制个性的自由发展、自由表露,因过于注重社会性而削弱了个体抒情的意味。上述历史背景对宋代文学的一个直接影响,是诗文中议论成分的加强,宋代文人喜欢议论可以堪称前无古人。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议论化风气无所不在。第三,由于从北宋开国到南宋亡国,宋王朝始终处于强敌的威胁之下,论对外关系的软弱,可以说无过于宋。宋代虽然经济相当发达,但对内的冗官冗兵费用和对外的巨额岁币,内忧外患,有识之士忧心重重。

深沉的忧患意识,一方面使宋代作家很少用文学来歌功颂德,另一方面又造成宋代文学中爱国主题的高扬。从北宋开始,朝廷以大量财物取得与辽、西夏战争的妥协,这种屈辱的处境成为士大夫心头的重负,也成为诗文经常出现的主题。南宋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抗金、抗元战争中,产生了大量的表现出强烈民族意识和悲凉情绪的作品,爱国主题成为整个文坛的主导倾向。陆游、辛弃疾等人的作品,更是把爱国主题弘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为宋代文学注入了英雄主义和阳刚之气。第四,宋代的思想状况对文学的影响。

宋代的思想状况也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在于理学的逐渐兴起,另一方面在于儒、释、道三教更趋合一,尤其以禅宗思想更为活跃。三教合一的思潮使宋代士大夫的文化性格迥异于前代文人,他们对传统的处世方式进行了整合,将担负社会政治责任与追求内心的自由宁静和谐统一起来,他们的人生态度趋向于理智、平和、稳健和淡泊,宋代诗文情感强度不如唐代,但思想深度则有所超越;不追求高华绚丽,而以平淡美为艺术极境。禅宗富于机辩、富于哲理的思维方法,善于以小见大、融理于景的论辩方法,都对宋代文学有很大的影响。

宋人以禅论诗、以禅入诗的现象特别多。更重要的是,宋代的禅宗更以内心的顿悟和超越为宗旨,士大夫们更多采取和光同尘、与俗俯仰的生活态度,他们的审美态度也世俗化了。宋代文学从严于雅俗之辨转向以俗为雅,这在宋诗中尤为明显。第五,宋代城市经济繁荣,滋生了各类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如说话、杂剧、演剧、傀儡戏、诸宫调等艺术迅速发展,而词成为宋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学样式。宋代因经济的发展和统治者以财富笼络官员的做法,使朝野上下纵情享乐风气盛行一时。享乐的方式通常是轻歌曼舞、浅斟低唱。

因此,歌台舞榭和歌儿舞女成为士大夫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滋生于这种土壤之中的词自然会异常兴盛。士大夫词人们以诗文来表达他们有关政治、社会的严肃内容,而用词来抒写纯属个人私生活的幽约情愫。如欧阳修诗文、词就如同出自两人之手。正是宋人将词看作是用来娱情、宣泄个人隐秘情怀的载体,因此,词很少受到“文以载道”思想的约束,文人可以比较自由地抒写旖旎风情,词体也能保留自己的特性,取得独立的地位。而民间娱乐场所也需要大量的歌词,士大夫的词作便以各种渠道流传于民间,更有一些词人直接为歌女写词。

社会对词的需求,刺激了词人作词的热情,也促进了词的繁荣与发展。宋代文学,诗词散文仍占重要地位,它继承前代传统,又具有自己的特色。杰出的作家有欧阳修、苏轼、李清照、陆游、辛弃疾等,而且诗词方面流派多,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戏曲小说虽然没有众多的作品保留下来,但却标志着一个新的纪元的开始。宋词的成就最高,一向被推作宋一代文学的代表。宋初的词,直接继承五代南唐的余风,词调仍以令曲为主,李煜在亡国后所写的作品“眼界始大,感慨遂深”(王国维《人间词话》)。由于宋初士大夫的生活与南朝不同,词风酝酿着新变化。

宋仁宗时,词的词作进入盛期,市井间竞逐新声,词的发展经历了又一次重要的乐曲变化。短调小令逐渐有了定型,长调慢曲占有主要地位;令、引、近、慢,兼有众体,词调大备。柳永采用教坊新腔和都邑新声,“变旧声作新声”(李清照《词论》),词作大量慢词,是词的发展。晏殊、欧阳修,主要承南唐余绪,多作小令,然而也表露出一些新的变化。苏轼扩大了词的题材,开拓了词的境界,而且把变革与刷新词调,也作为转变词风的一个重要方面,成为豪放词派的代表。周邦彦精通音律,创制慢曲,去俗多雅而又音节谐美,是格律派的代表。

李清照主张词要铺叙、典重、故实,“别是一家”。她的词当行本色,工于写情,被称为婉约派之宗。辛弃疾把苏轼开拓的词的境界再扩大,以文为词,进一步奠定了词在文坛中的地位。姜夔又用江西诗派瘦硬峭拔的风格写词,并打开“自度曲”的新路,又把慢词表现技法推进一步。宋词不仅在内容方面有所开拓,艺术上也有发展,使词达到高峰。宋诗开始是承绪中、晚唐诗风。白居易体在宋初文坛影响很大,学晚唐体则多是僧侣隐逸之士。至杨亿等“西昆体”诗人,主要是模仿李商隐,诗风一变。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王安石、苏轼,真正开创了宋诗的新局面。

黄庭坚和追随他的作家,形成江西诗派,对当时及后世影响很大。南宋诗坛最突出的人物是富于爱国主义精神的陆游。宋后期“四灵派”、“江湖派”学习晚唐,多抒发流连山水、田园的情趣。宋诗以意胜,重气骨,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形成与唐诗不同的特色,因此后世诗歌出现“尊唐”、“崇宋”两个派别。宋代的散文,继承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成果而有新的发展。古文运动经过欧阳修等人的推进,才真正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唐宋八大家有六家在北宋,而欧阳修、苏轼的影响更是垂及元明清诸代。宋金时期,在民间说唱、歌舞表演艺术基础上产生的戏曲,它的出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宋杂剧是我国古代戏曲的雏形,金院本表演的故事性增强,戏曲音乐和表演艺术又有新的发展。南宋的戏文,是在南方温州等地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形成的戏曲形式。宋金诸宫调是我国说唱艺术高度发展的结果。在说话艺术基础上产生的话本,是用口语和比较浅俗的文言写成的,是我国白话小说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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